宋代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其关键原因之一是海洋政策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特别是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使中国海商作为贸易主导力量之一参与亚洲海洋贸易，中国真正成为亚洲海洋贸易重要的发动机，推动亚洲海洋贸易进入全新的阶段。

海洋政策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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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尚未形成明确的海洋权益观念，其海洋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和管理海洋经济活动的相关措施。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面的新变化，概括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海防第一次成为国防要务。南北对峙局势和海上贸易繁荣使两宋面临着以前王朝未曾有过的海防需求和压力。两宋始终处于南北对峙的紧张状态中，需要防范辽、金来自海上的可能危险。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需要保障海上贸易和沿海社会经济秩序，打击海盗和走私。宋朝制定了相关管理政策，禁止在海上与辽、金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动。北宋在京东路设立了专门针对辽朝的海防机制，南宋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

其次，外商来华贸易管理进一步制度化。宋代以前历代王朝，特别是唐代欢迎外国商旅来华。唐代允许外国商人在华贸易、居住，甚至入仕为官。宋代总体上沿袭了唐代的政策精神，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目的重点不在于营造四夷怀服，而是获取贸易利益，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纳入贸易收税的制度中管理，是宋代对来华外商管理制度不同于前朝的最大变化。

再次，放开本国民众的海洋活动，核心是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海洋活动包括海洋渔盐、近海贸易和远洋贸易。唐代的对外开放历来被肯定，但唐代对外政策也具有封闭性，即仅向外国人开放，并未迈出允许本国民众外出的关键一步。宋代则积极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对贸易规模大、回舶及时的商人有减税和授官的激励。宋代市舶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凭制度和回舶制度即为管理本国商人海上贸易的政策。公凭制度即出海贸易的商人需向所属州郡或发舶港所在市舶司申领贸易许可证（公凭），载明贸易目的地（某国或近海某州）、贸易船数、人员姓名、物货清单、三名保人，经市舶司有关官员签押，立限回舶并到发舶港接受抽解和博买，缴回公凭，然后方可售卖。这一制度体现了宋朝对本国海商的管理既开放又控制，同时也建立了政府与海商共利分利的机制。

最后，陆上对外贸易政策因袭旧例突显海上贸易的新格局。宋代陆上对外贸易管理仍延续了唐代及以前以政治控制和军事防御，而非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政策取向。宋代在海上贸易中第一次改变了这一政策取向，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以财政眼光看待海上贸易不唯是对外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而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国内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利益取向，在历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并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虽然在宋代整个国家财政中市舶收入的比例仍然微小，但抽买所得进口品市场需求旺盛，在财政运作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积极的海洋政策对宋代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社会观念、航海技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效应又并非有限的财政收入所能体现。

促使沿海地区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宋代海洋政策使民众能够充分地利用海洋。有些群体以船为居，以舟为室，采海物为生，有的“率趋渔盐，少事农作”。有的既耕且渔，是有田产船户。而有财力者多出海贸易。不论近海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能通过互补性市场获得丰厚而稳定的利润。商贩成为滨海民众重要的“本业”。在海上贸易的刺激下，浙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商业兴盛，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推动航海和造船技术进入新的阶段。宋代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中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航海实践，极大地推动了航海和造船技术的运用和创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是中国对世界海洋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新技术正是宋代民众在航海实践中探索的成就。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多层舷板、龙骨结构等技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造船技术。

形成新的海洋观念

宋代官民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即海洋是可以生财取利的空间。王朝统治者第一次用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宋朝君臣一再肯定海上贸易的利益，宋神宗和宋高宗都曾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市舶之利最厚”。官员们也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贸易乃“富国裕民之本”，“于国计诚非小补”。这表明了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的态度。宋代看待外商贸易的财政视角是唐代及以前王朝所没有的。沿海民众更感受到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纷纷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或直接出海贸易。“仰海食之利”的生计方式衍生了海洋可生财取利的观念和丰富的海洋信仰。宋代是海洋信仰空前繁荣时期，新生了妈祖信仰等诸多新的海洋神灵信仰，这正是海洋与人们生计关系日益密切的结果。

中国滨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方式和观念、滨海地域的海洋性地域特征不仅成了宋朝海洋经济发展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也极大地推动着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亚洲海洋贸易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明清一度实行海禁，但滨海民众“以海为田，以渔为利”的生计方式、沿海地区海洋性经济结构已不可逆转，滨海地区的特殊意义也日显突出，与亚洲海洋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成为冲破海禁，推动中国海洋政策走向开放的内外驱动力。中国古代海洋政策的曲折历史说明了宋代的海洋政策既开创了新局面，也代表了开放海洋，官民两利、中外两利的历史大势。

（作者：黄纯艳，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