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郭刘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来源：公众号“不是东西刘老师”

如果一个研究甲骨文中关于商代祭祀的内容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传世文献，那么他有可能得出结论：商朝末代的王，比起他的祖先来，是个很有人道精神的好人。

甲骨文显示，有一个叫武丁的商王，在位时间很长，杀人也特别凶暴。他祭祀时候杀的人，占到卜辞记录的人祭总数的60%还多。规模最大的时候，一次就可以用上千人来做牺牲。相比较而言，最后的商王祭祀祖先的次数少，每次杀人，不超过30人，比武丁那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候你把《史记·殷本纪》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按照《殷本纪》的说法，武丁才是圣明又仁慈的君主，他统治期间，“修政行德，天下咸欢”。相反，那位末代商王叫帝辛，也就是所谓“纣”，是一位最典型的暴君。

这个人这时候很可能会认为，传世文献不可靠，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污蔑之词。当然，也就不免有人要做翻案文章，说商纣其实是好人，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太公望那一串儿，则是卑鄙的阴谋家。

思维比较健全的人，大抵不会对这种摊煎饼式的翻案感兴趣。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最容易的事，但对接近事实，明白事理，一点帮助也没有。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已经把商纣的劣迹怎样逐步增多的过程，梳理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还可以做点补充工作的是：不同的时代，把商纣塑造成一个恶人的动机，其实非常不同。

西周时代：商朝的亡国之君

梳理《尚书》中比较可靠的篇目的信息，会发现商纣的罪名并不太多。顾颉刚先生总结了六条：

第一，也是最大的罪名——酗酒

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其四，是听信妇言。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六条可以分为三组。二、三、六三条，可以归为一组，用意主要是安抚投降过来的殷商贵族。

政治斗争这件事，有些地方是很套路的：到了一个政权的后期，经常会出现利益集团坐大，最高统治者被架空的局面。统治者要想夺回权力，就只能从社会中下层寻找支持者。所以，他如果成功了，就是广开贤路励精图治，而如果失败了，就是亲小人远贤臣。

而越是涉及到核心权力的争夺，越是不能承认这是利益之争，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两条路线的斗争。商代人迷信鬼神，所以祭祀权是最核心的问题。

甲骨文研究的权威董作宾先生，曾作过一篇《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其中讲到，商纣和他父亲帝乙，主张新派祭祀，而之前的商王武乙、文丁，则都是复古派。所以，所谓“不留心祭祀”，是指不按照旧派的方式祭祀。当然，表现也包括祭祀时杀人减少了。

国内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就要勾结境外势力求翻盘。周灭商的时候，是有大量商的贵族投奔周朝的。周灭商之后，要让他们顺心，当然也不免要恢复一下商人的旧派祭祀法。

有部叫《逸周书》的古书，其中有一篇《世俘解》，记录很多周武王灭商之后的暴力行为，祭祀场面血腥恐怖得不得了。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证据，总体上都显示，周人确实比商人要温和人道，这里为什么如此残暴呢？一来是新政权建立要通过杀戮来立威，二来就是安抚投降过来的殷商贵族的一种手段。

当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商朝灭亡于结构性的危机，商纣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第一条和第四条，商纣好酒色，这又是一组。这是周文化对商文化的批判。

《尚书》里讲，商人太爱喝酒，结果酒气飘到天上，上天闻着都很不爽，商人这才失去了上天的庇护，商朝才灭亡的。

考古发现，商朝人喜欢喝酒，不是商纣时期才出现的腐化堕落，而是一贯如此。绝大多数商族贵族，死后别的陪葬品可以不要，酒壶酒杯之类的酒器（专有名词有一大堆），一定要要带上。甚至于说，可以直接根据陪葬酒器的规格，判断墓主人地位的高低。我们知道到了周朝就不这样了，周朝讲究所谓“鼎簋组合”，鼎和簋都是装食物的。所以也可以说，周灭商，是一伙饭桶，取代了一群酒鬼。

商代女性地位比较高。现如今，武丁的妻子妇好堪称大名鼎鼎，她一个女子，却可以手持代表王权的斧钺，统帅大军作战。另外，史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傅说，其实性别成迷。后世流行的说法，傅说当然是男的，可是也有一些谈天文的书说，傅说是后宫里的一个女巫。

所以，商纣“惟妇言是用”，不但以今天的政治正确看来没什么问题，也符合商代古老的传统。

周人把这两条标举出来，体现了要把商族人改造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臣民的决心。但把这归结为商纣个人的劣迹而不是商族的传统文化，则是缓解商人的抵触情绪的高明策略。

第五条单列，批判商纣“我生不有命在天”的错误思想，这是周人伟大的文化创造。

商人崇拜的对象是“帝”，他们偶尔也会用到“天”字，但似乎只是“大”的异体字，并不代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周人崇拜的才是天。

崇拜帝还是崇拜天，并不是只是神明的名字不同而已。

帝是最伟大的神，帝通过商的历代先王传达意志，或者帝的意志就体现为商先王的意志。于是帝和商人的关系，比较类似《圣经·旧约》中上帝和犹太人的关系：商人是帝的选民，帝只会护佑商人永远取得成功。

周人对天的理解，却有点像《圣经·新约》中人类和上帝的关系。周人崇拜天，天却不仅属于周人。哪个族群的领导人表现好，就会得到上天的垂青，被任命为人间的统治者。这叫做“得天命”。而所谓表现好，重点又并不在于为天提供丰厚的祭品，而是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所谓不要拿水当镜子，要拿人民当镜子（《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通鉴。）。

天命系乎人心，这个观念把人这种小小的生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是民本思想的源头。而天命可以转移的设定，则为周当前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因为天命观念如此重要，所以商纣有没有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并不重要，只是作为前朝的亡国之君，商纣有义务说这么一句蠢话。

二 战国到西汉：亡国之君的通用模板

顾颉刚的统计，商纣的劣迹，在战国时增加了二十七件，到西汉又增加了二十三件。

应该指出，战国、西汉时大量涌现的商纣的罪名，并不见得都是后人捏造的。西周批判商纣的时候，罗列的罪行一定比我们今天从《尚书》里见到的多得多。只是那时候文字不那么普及，很多罪名没有被写下来，又有很多罪名写下来了也没保存下来，所以后人读不到了而已。战国知识大爆炸，很多原来只是口耳相传的东西，才都被书之竹帛了。

这个时候，商朝已经亡了大几百年，商纣连死老虎都算不上，所以批判商朝这个政治目的，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不过春秋以来，所谓“弑君五十六，亡国七十二”，什么样的国君会被杀死，什么样的国家会被消灭，却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既然商纣是个典型的亡国之君，大家就拿他当模板了。荀子说：

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这句话说得其实不完全准确。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亡国”，所以把会导致亡国的行为，都安在商纣身上，倒不一定是恶行。比如荀子的学生，著名的阴谋论小能手韩非子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费仲对商纣说：“西伯侯姬昌很贤能，老百姓喜欢他，诸侯归附他，这种人一定要杀掉，不杀，将来就会成为祸患。”纣王不明白这么也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费仲说：

“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多破的帽子也是要戴在头上的，多精美的鞋子也是要踩在地下的，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西伯侯这只破鞋现在却在做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主子出力，这是不可以不杀的。再说，“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杀臣子，还不是怎么杀怎么有理，您有什么顾忌的呢？

但韩非版的商纣很傻很天真，坚持说：“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我们的舆论导向，就是提倡仁义。现在姬昌喜欢仁义，杀他是不对的。费仲三次劝说无效，商朝就灭亡了。

这个故事里，商纣就一点也不邪恶。因为韩非认为，邪恶是不会导致亡国的，丧失刑赏的权柄才会，所以他笔下的商纣，就走了呆萌路线。

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毕竟还是鼓吹仁义道德的儒家是主流，残暴和亡国紧密结合，所以商纣故事里的暴行才越来越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系统的叙事，也不仅仅是给商纣加暴行，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个兴趣，就是提升商纣的能力。

如《史记·殷本纪》在指出商纣是一个暴君的同时，司马迁也在努力渲染商纣的才华：

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商纣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

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商纣力大无穷，能徒手与猛兽格斗（其他书上还有纣倒曳九牛，能够托梁换柱之类的段子）。

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商纣的智力足以拒绝任何劝谏，言辞足以掩盖任何错误。所以你没有办法劝他，说不过他；你以为他犯了错误，但你听他高谈阔论一番，就觉得原来天子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天子没错，是我太蠢，没领会天子的深远谋划和伟大精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所以，商纣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让天下人都显得卑微，认为谁都比不上他。

为什么要强调商纣有才能呢？这其实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真正能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是有才华的人。史学界的另外一位司马，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头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美德和才学都达到了满分，那是圣人；德性和才学都没有，那是愚人；德性胜过了才学，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是智商欠费，力量不够，就好像一只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他。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司马光所谓的“小人”，实际上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奸雄。司马光特别强调了，小人或奸雄，有可爱属性。“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咱们其实并不喜欢和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在一块儿，因为精神压力很大，相反，一个聪明能解决问题的小人，和他合作就很愉快。所以人们是很容易喜欢小人的。

也正因此，商纣有才华，他的坏事做下来危害也就特别严重。

并且，有才华也会让你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就是非常危险了。孔子说：“一言丧邦”，身为君主，有一句话，你一旦相信了，就会导致国家灭亡。这句话是什么呢？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我做君主没什么其他快乐，最大的快乐就是我说话，没有人敢违背我。

商纣的“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就是“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的另一种表述。

也就是说，道德坏和能力强，是亡国之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大要素，商纣自然是兼而有之。后人在疑心史书中商纣的劣迹不可靠的时候，不应该忘了，史书中商纣的能力也不见得可靠。而有些做翻案文章的写手，喜欢强调商纣“其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语气好像在揭发一个被掩盖已久的真相一样，这就是连《史记》都不看了。战国以来，吹捧商纣的能力，其实一向是主流。

三 魏晋以来：大家都爱暴君故事

东汉之后，再讲商纣有多坏，已经基本不具备政治议题的严肃性。而这类故事的另外一面，却不免越来越凸显出来。

一个暴君的故事，是多么好看啊。

人类这个物种，有永远不知餍足的贪欲，和一旦释放出来，就无穷无尽的暴力倾向。不论是普通人的朴素观察，还是专家学者的精密研究，都很容易倾向得出这个结论。

只不过，幸亏人类还是理性的动物。知道放纵贪欲和滥用暴力，将会给自己招来严厉的反击，根本得不偿失。所以，大家才会表现出“文明人”的样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人都是被压抑着的，需要宣泄。西方人讲圣徒受难的故事，讲罗马帝国的官吏怎样把各种酷刑施加到虔诚的基督徒身上（如果是女信徒，往往还会包含带有色情狂意味的内容）。这样暴力欲得到了宣泄，而由于基督徒是受难者而不是施暴者，宣泄之后，最终感受是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终究又是充满正能量的。

中国的“暴君”故事的功能，其实非常类似。从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到民间趣味的小说《封神演义》，再到今天根据《封神演义》里的商纣形象改编的各种影视剧（别忘了港台还拍过不少三级片），都遵循着这个逻辑。我们简单看下《封神演义》是怎样塑造商纣形象的，他如此残暴：

妲己曰：“此刑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却将妖言惑众、利口侮君、不尊法度、无事妄生谏章、与诸般违法者，跣剥官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此刑名曰‘炮烙’。若无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辈，尽玩法纪，皆不知戒惧。”……纣王大怒，将梅伯剥去衣服，赤身将铁索绑缚其手足，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只见九间殿上烙得皮肤筋骨，臭不可闻，不一时化为灰烬。

早期文献中，对炮烙（正确写法更可能是“炮格”）只有极其简单的记述。小说里，却有了对刑具的精心设计和对行刑场面的具体描写。作者写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显然企图撩起读者既恐惧又刺激的快感，他自己大约也沉浸在这种快感里。当然，今天的读者读到这段时可能已经麻木不仁，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既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暴力最少的时代，也是在文艺作品中对暴力投入想象最多最丰富的时代，《封神演义》这点花样，相形之下难免小巫见大巫了而已。

当然还有商纣的荒淫。《尚书》里简单提及的“妇人”，后世慢慢确定了名字是妲己，然后妲己成了狐狸精，然后狐狸精不是一个，她身边有个女妖团队。到《封神演义》里免不了还要来点“自然主义描写”：

纣王复携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不辞。纣王心动，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纣王心中甚美，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弃此修行，而与令姐同住宫院，抛此清凉，且享富贵，朝夕欢娱，四时欢庆，岂不快乐！人生几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语。纣王见喜媚不甚推托，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软绵绵，温润润，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纣王见他如此，双手抱搂，偏殿交欢，云雨几度，方才歇手。

这种文字今天看也是微不足道，但在信息还相对闭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算超大尺度，不知道对多少男生实现了性启蒙功能了。

当然，正因为商纣是暴君，描写他（或者写土行孙这样的猥琐之辈也可以）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文字，不然《封神演义》里就只能读到白莲花一般的周武王和腌白菜似的姜子牙，那将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而仍然是因为商纣是暴君，他做完这一切坏事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才不影响描写了这一切之后，小说的结尾处，主旋律嘹亮的奏起。

愿生活中，永远不要再有商纣；愿各种文艺和娱乐中，永远可以有商纣。